关于杨安平，我每次想写他的时候，总觉得无比沉重，无法下笔。而在我的文学作品中，时常会有一个角色，身上有他的影子，而在最新的长篇小说《西安漂客》中，男二号在我写时的心中原形就是他。
　　杨安平是我的老师，他的教师生涯也只有三个月，但是他却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　　我的初中是在小河庙上的，年轻人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中学的。因为在1991年，我们这一班毕业后，小河庙就没有中学了，我们算是小河庙中学史上的绝笔。
　　1990年，初二的下半学期，开学快一个月了，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、历史、地理老师都没有来，听说是进修走了。在那样一个鬼不下蛋鸟不拉屎的学校，校史上都还未曾出现过一个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，哪年要有考上高中的也都会被惊为天人，大多数都是上到初三，考完毕业试就不参加中考直接回家等毕业证了。所以，有没有班主任或什么代课老师在那个时候仿佛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结果可能都一样。如果放到现在，这就是教育公平话题了，因为山区的教育状况让大量的学生失去了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机会，也失去了更多就业或创业的条件。
　　开学一个月后，天还很冷，有一天还下了雪，校长带着一个年轻人进了教室，这就是我们的新班主任了。
　　班主任杨安平就如同他自己的笔名——常人一样，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太平常了，就连他的年龄也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，在别的老师面前，他就是个小孩。
　　因为是代教，所以在学校是受到其他老师排斥的，除了校长等几个年长老师会特别关照他以外，其他的老师基本上和他就不来往，再加上低的可怜的工资，他也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。
　　关于杨老师的私人情况，我是陆陆续续的知道的，据说他早早失去了父母，自己撑起一个家，自己上学还供养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妹妹上学。他是勉县八中刚刚毕业的，没有考上大学。学习算不上多好，但是获得过全市作文大赛的第一名。
　　写作文这种活对我们这些同学来说，比上山砍柴难得多，为一篇周记七天憋出六个字还读不通的事算是家常便饭，因而也都没有兴趣在作文上费什么心思。
　　有了老师和没有老师最大的区别是有了老师课堂上玩的机会就少了，学不学是一回事，但是被抓到罚站甚至站在门外面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毕竟还是要点面子的，更何况班上某某女生还是心中的女神，哎呀妈呀，这要是形象大跌那该是多么难堪的事啊！所以学习也就成了一种任务。
　　我不谦虚地说，我是那个时候横考竖考都是第一的那种，但即便这样，我也是没什么信心的，因为在那个学校考第一就如同吃了新盖中盖一样，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，大家都不学的时候，自己稍微一用功就上去了。当然不是大家不愿意学，很多学生做梦都想考上高中或者中专甚至考上大学，但是很多人都梦想都最后成了两半，“想”或者“梦”。
　　杨安平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写一篇作文，名叫《开学了》。虽然已经开学一个月了，但对于他来说是新的开始，对于我们也算是完整的开学了。我记不得自己写了什么，因为我的确是不会写作文的。但是那次之后的课堂上，杨老师当众读了几篇他认为好的文章，当然也没有我的，我也觉得人家写得好，但我不会写。从那天开始，杨老师要求我们写周记，同时也提倡写日记。周记是要检查的。记得在之前，语文老师在讲作文的时候，尤其是记叙文，喜欢说流水账，就是没什么重点。而杨老师却说不要怕写流水账，人的一生就是一本流水帐，日记就是记下每一天的账目，只不过是将觉得有意义的多写几笔。
　　学生生活其实是枯燥的，因而流水账也很枯燥，有时候翻看连续几天的日记，内容都是一样的。
　　终于有一天，杨老师在读优秀周记的时候，我的被读了。终于，哈哈，终于有我的戏了。多少年写作文都是挨批的，终于被表扬了，我感觉就像是土匪终于加入正规军打了反动派受嘉奖了一样。其实那篇文章很简单，只是写我周日上学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想起鲁迅先生那句“喜欢独来独往的人，不是神圣就是恶魔”时的想法。但是或许是我的想法触动了他，所以得到了他的认可，这篇周记我至今依然保存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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